一是对资源、市场和资金的竞争加剧。

过去的国资管理最大的一个弊端是多头管理，等到真正出了问题又找不到责任人。在新的监督管理机制下，国有企业获得强劲的发展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展露出勃勃生机。

1997年底开始的财税、金融改革彻底切断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渠道。考核什么，怎么考核，没有现成的经验。同时，企业层面的经营责任也清楚了。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国务院、省(区、市)、市(地)三级组建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国资委。其他国家也有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但其国有企业总量没有我国大，社会制度也不一样，改革的方向更不一样。

国有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外承担责任，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但当时的国有企业受到的干预仍然很多。绝大多数的东亚经济体TFP的增长率都很好。

的确，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相似的那些国家，其人均GDP 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国内外出现了关于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的多种预测。过世不久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复原西方早期经济史的数据后发现，在18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人均收入的变化非常缓慢，人均收入要翻番几乎要1400多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1年初也公布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结果。

来源:红旗文稿 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于是，到了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英国，2007年又超过德国，到2010年刚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过去经济学家对苏联的增长核算发现，只有1965年之前TFP还不错，1965年之后TFP就出问题了，一直到苏联解体，整个苏联的经济都没有起色。未来消费占比持续提高的结论还可以从国民储蓄率的未来变化中推断出来。现在看来，这个假设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就是说，它没有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国家该怎么做才能实现赶超。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为了理解这些高速增长的现象，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收敛假说。对于这些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关于未来国内需求条件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消费需求和储蓄率的变化，二是关于技术进步和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其次，城市化的进程将不断释放住房消费的能量。

其次是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意味着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力还有待提高，特别是提高资本密集和技术复杂行业的附加值率，持续降低加工出口的比重。

2003年高盛集团有一个大胆的预测：2041年中国经济总量才有望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以2003年为基点，中国还要用38年才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反观过去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常明显，即使在贸易领域，出口产品的构成和技术复杂程度也在持续上升中。

仔细想想他们不看好的理由，就会发现，那些对冲基金或许认识到当前唱衰中国是能有机会赚钱的。而且还可以计算出，到那时中国经济的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是18%。众所周知，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它的经济增长重心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过程中，劳动力也就随之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可否认，得益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显然没有让人失望。从国际经验看，过了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太可能高于5%，虽然到那时消费需求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也就帮助我们回答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增长这么快。

很多经验研究发现，国外的技术转移过来，要想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并取得带动技术本土化的效果，自己必须要具备良好的研发基础和消化能力。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增长率大约为6%，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

按照人均计算中国就更低了。所以谈到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其实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也就半个世纪的历史。

假设今天世界银行的标准不变，那么以15000美元来衡量，到2020年，中国还是一个介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国家，而且仍低于东亚四小龙的收入水平。第二，更重要的是，落后经济体可以模仿发达经济体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容易赶超后者。

人口越老龄化，国民储蓄率就会越低。从OECD的经验来看，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达到1%的水平通常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但越过1%就会加速，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科技起飞。这不仅因为国际上有先例，即东亚经济体在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水平以后都保持过较快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内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和生产率的改善空间。有的时候，对中国经济乐观的观点反而不受欢迎，得不到重视。

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经达到1.7%，并很快提高到2%。另外，报告提到，美国和日本2008年的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率相当接近，大约为85%左右。

有高资本积累没有用，必须要有技术进步，否则投资多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增长变得不可持续。正常的思维是，在很多方面，中国不会例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未来的消费需求的释放表示悲观。所以，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开放贸易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应该相信我国在技术阶梯上实现快速上移、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大有希望的。

所以，过去10年出现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很让人费解。从国家层面来看，过去10多年，中国自上而下的科技发展和鼓励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也将大力提升中国的技术研发能力，这对于未来20年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国民储蓄率的最高值也就在这几年见顶了，之后只会降下来而不会持续上升。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一个妇女平均生1.6个孩子，出生率是很低的。

其中，新加坡的出口品中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率为42%，中国台湾为53%。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现在欧洲很多债务危机的国家为什么经济增长停滞呢？一方面因为收入水平相当高，没有增长动力，但是即使这样也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国民储蓄已经很低了，每年赚的钱都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的消费，没有留存，甚至要举债用于消费和社会福利开支。笔者认为就平均而言，维持10年的6%—7%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我们只是美国的1/3多一点。特别是，在需求条件上，中国未来是否可能释放和维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